因此，如果在私人之物上设定及设定私人建设和管理公共安全视频监控义务超出了特定行业从业者的私人应当承担的特定的义务，必然侵犯了私主体的权益，如要求旅馆建立值班监看、运行维护、安全检查、信息资料安全管理等制度，否则将受到处罚。
所以, 外在限制比内在限制更难以判定和开展。[81]他认为这不符合施米特的本意。
对于后者, 笔者认为, 宗教信仰自由主要是一种内在的精神自由, 即使遭到滥用, 如何剥夺呢?所以, 剥夺的只能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外在表现行为, 比如发表宗教言论和举行宗教集会, 但此时仍然落入了《基本法》第18条的范围之内。[71](2) 区分民主的理念和民主的方法, 多数决只是民主的方法, 民主的理念是自我决定。[67]罗文斯坦和曼海姆的观点对1949年德国基本法采纳防卫性民主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 宪法直接限制并非形式上由宪法来规定基本权利限制的某个要件, 而是宪法单独 (不需要借助于立法者或者其他公权力机关) 就能完成对基本权利的限制, 如此来看, 只有针对基本权利的内在限制才能符合宪法直接限制的本义。[79]国家区分敌友就为国家针对自己的敌人进行对外战争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国家间战争以及国家的公敌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于阶级斗争和阶级敌人, 也不同于种族斗争和种族敌人, 更不用说什么文明的冲突 (因为不存在文明的敌人)。
[85]尽管自由的敌人不能无条件地享有自由, 但是对其自由的限制仍然要在法律框架内通过行政或者司法的程序来进行。注释: [1]Herbert Bethge, Grundrechtswahrnehmung, Grundrechtsverzicht, Grundrechtsverwickung, in:Josef Isensee und Paul Kirchhof (Hrsg.) ,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IX, C.F.Müller, Heidelberg, 2011, S.1187. [2]高慧铭:《论基本权利的滥用禁止》, 《清华法学》2015年第1期, 第117-129页;高慧铭:《论基本权利滥用的认定标准》, 《比较法研究》2016年第1期, 第140-148页。申请权是指，基于正当目的，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就与项目有关的事情向社会性许可申请人提出请求的主张。
但笔者下文所建构的社会性许可权包括两项核心权利——表决权和动议权，这是行政法上的参与权所无法涵盖的。它是指，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在国家行政许可机关、项目企业等主体制定或做出涉及项目的政策、措施、决定之前，有得到告知有关内容、理由、依据以及何时和以何种方式参与项目治理并参加会议的资格。比如，前述发生在云南省昆明市的对二甲苯事件中，作为直接利害关系人的昆明市民的诉求就是洁净的水、新鲜的空气， 而作为间接利害关系人的绿色河流与绿色家园的诉求则是保障昆明的美丽[12]（P87-109）。因为从法理上而言，权利是一种行为规范[6]（P140-143），只有具备了作为行为规范的社会性许可才能全面发挥其解释、规范和预测功能。
第一，从时间标准来分析，我国过去的法律文本以及当前的法律文本尚未对社会性许可权有任何明确的规定。这就需要运用公法，特别是行政法上的私人公共利益理论。
国家行政机关被嵌入一个由各种不同层次的组织、机构、协议和制度相互交织的网络中，成为提供公共物品的诸多权威形式的一种。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文本中，特别是在行政法中，立法者尚未规定社会性许可权。虽然该原则主要针对土著人，但国际上一些学者认为这一原则其实隐含着社会性许可权[15]（P1-5）。如何破解诸多项目虽然已为国家行政机关所选中或者已为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许可，但却被社会性压力否决的难题，已经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政府面临的挑战。
环境利害关系人参与权的类型到底包括哪些，学理上存在诸多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现行环境行政法（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53 条第 1 款的规定，下文简称《环境保护法》）中的利害关系人参与权的类型要远远少于笔者在下文所建构的社会性许可权类型，特别是环境利害关系人并没有表决权——有权否决一项已经经过行政机关许可的项目。在这种背景下，多层次治理、多中心治理、网络治理、社会治理、善治等新的社会管理模式不断涌现[22]（P42-46）。而代内公平的要义是，代内所有人都有平等利用自然资源与享受清洁、良好的环境的权利，当代一部分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发展为代价[27]（P6）。他们依法授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从事某种活动的资格。
所谓向才能开放的机会平等意指[31]（P107-108），强调直接利害关系人或者间接利害关系人参与项目治理的能力，而不关注他们在起点上是否平等具备参与项目治理的能力。它是指，具有相同法律地位的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有向行政许可机关或项目企业主张平等机会参与项目治理的资格。
既可以向行政机关或企业直接提出建议和评价，在不违法的情况下， 还可以借助互联网等形式来加以评价。表决权是社会性许可权中最重要、也是最有特色的一项权利，当然也是在极端情况下才能运用的权利。
摘要: 社会性许可权是指，受到项目影响的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对作为社会性许可申请人的项目企业以及对项目承担行政许可职责的国家行政机关所享有的某种主张或者资格。由于受行政机关许可项目影响的利害关系人人数众多，人人行使社会性许可权势必带来巨大的成本，由此，主张向才能开放的平等，既不违反平等的基本要义，也具有可操作性。在这个权利束中，行政法可以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不断增加或者减少相应的子权利。三是表决权的组织者应当由与项目许可行政机关、项目企业等没有利害关系的组织来担任。（一）行动型社会性许可权 所谓行动型社会性许可权是指，作为权利享有者的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有资格做某事或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是对社会性许可申请人主动作为的权利。对于途径探索，我国政府其实是在不断试错中改进。
第 11 条第 2 款规定，对未事先获得他们自由知情同意，或在违反其法律、传统和习俗的情况下拿走的土著文化、知识、宗教和精神财产，予以补偿，包括归还原物。这就是著名的事先的、自由的、知情的同意原则。
如果行政法能够顺势而为，赋予被申请人此项权利，并建立相应的行使规则，那么既可以防止被申请人滥用此类权利，也能够为申请人顺利取得社会性许可提供规则指引。可见， 社会性许可权不同于行政许可权，而我国目前行政法中没有对之加以规定。
虽然社会性许可权主要属于公共利益，但并不排斥或者否定其具有私权利特征。动议权指向对象是行政许可机关的法定职责或者项目企业的法定义务。
它也是特定国家行政机关在面对公众压力的情况下有时不得不承认的权利。（二）社会性许可权是新兴权利 明确社会性许可权是以公共利益为主的权利是从实质角度来分析其属性，而阐释其是一种新兴权利则是从形式层面来明确其属性。（一）社会性许可权是合作治理社会问题的新形式 与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相伴随的是现代社会经济环境的日益复杂化，公民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社会和经济矛盾涌现。动议权是指，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向国家行政许可机关和项目企业等主体提出建议，要求其依法履行项目安全管理职责，开展项目治理工作，国家行政许可机关和项目企业对被申请人提出的建议予以审查，并做出相应决定。
根据《宪法》第 2 条第 3 款的规定，我国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以及社会事务。作为认识事物的一种通常方法，人们一般通过分类来分析事物。
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科学发展观、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5]、新发展理念，既是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继承，更是对其的超越。根据权威机构的观点，该法所规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是确保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
但机会平等并不是绝对的平均主义，而是一种符合社会性许可权的内在要求，有助于实现社会性许可权作为公私合作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途径的目的。又如，项目企业无故否定被申请人的知情权和动议权等。
因为这让整个决策过程变得更为民主，比如，公众参与为社区成员提供机会来了解一个项目的影响和收益，讨论项目面临的潜在挑战，体现可持续发展中的动力[26]（P411）。比如，直接利害关系人在行使表决权过程中，行政机关通过施加不当压力的方式暗示直接利害关系人服从行政机关的意志。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行使动议权，不以自身在法律上所享有的权利受到侵害为必要条 件，出于关心项目安全即可提起。其含义是，当被申请人之间对是否授予申请人社会性许可存在争议时，直接利害关系人通过行使表决权来最终决定。
被申请人获得理由权的内容是行政机关和项目企业对其做出不利决定的合法或者合理的依据。也可以是间接利害关系人，即除直接利害关系人之外的对项目感兴趣的主体，比如，行政机关许可某企业在一个栖息着大量猴子的国有森林公园内建设一个大型游乐场，猴类保护协会对此高度关注，该协会就属于间接利害关系人。
对此，首先需要明确一个前提，即社会性许可权不是一项单个权利，而是一种权利束。社会性许可权是不具有国家行政权力的、但受国家行政许可项目影响的社会公众——利害关系人——允许国家行政许可机关和企业实施某一项目的权利。
它是指，被申请人在行使行动型社会权利过程时，有向国家行政许可机关、项目企业等主体主张不得被无故干扰、冷漠对待、剥夺或者变相剥夺的资格。笔者认为，这两种权利至少存在两大区别。
